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主页 > 马会宝典349999 >
历史文化与《史记》研究的新开拓“历史文化研究与张家界旅游论坛
发布日期:2019-07-04 15:04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同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委员会、张家界市文体广播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

  【主题词】《史记》学术研讨;历史文化论坛;张家界旅游;中国史记研究会;综述

  【作者简介】朱枝富(1955-),男,江苏东台人,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致力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王小燕(1982-),女,江苏南京人,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业务部副主任。

  我们受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委托,对这次“历史文化研究与张家界旅游论坛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作会议综述,第一部分为总体概述,第二、三、四部分为重点专题论述。

  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同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委员会、张家界市文体广播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张家界天力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湘西记忆博览馆具体承办,张家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支持协办的“历史文化研究与张家界旅游论坛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以下简称“论坛”),于2017年11月19日至21日在张家界武陵源区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130多名代表出席,其中专家学者代表100多名。“论坛”进行历史文化大交流,史迁旅游大梳理,生年问题再讨论,文本研讨出新篇,主题新颖突出,既有研究深度,又有实践意义,对推进历史文化研究、促进旅游事业发展、深入《史记》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成果非常丰富,有精心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史记论丛(第十四集)》,也有专家教授带来的最新学术成果;组织严密,精心安排,谨严有序,研讨深入,既开拓了思路,也取得了成效。

  中国史记研究会一年一次的年会,年年都有新内容,都有新拓展。这次年会,遵循十九大关于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的精神,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相结合,开展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深入探讨司马迁人文考察旅游,兼及司马迁生年终论、史记文本研究等重大主题研讨。

  19日上午,举行开幕式。首先由张家界市文体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慈忠介绍出席论坛的领导与专家,主要是:中共张家界市委副主席刘绍健;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张大可;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向锦云;张家界市委副秘书长宋维胜;张家界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兰智平;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区长郑小胡;张家界市旅游研究院院长、高级经济师田贵君;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秦进廷;张家界天力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兰;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渭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丁德科;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云南蒙自红河学院纪委书记、教授田志勇;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总经理丁波;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日辉;张家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书泰,等等。

  田贵君代表东道主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这次论坛的主办、承办、协办方表示感谢。他说,专家学者们汇聚一堂,遵循古为今用、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为人民大众创造更多的精神生活产品等理念,研讨历史,论道文化,为本土学者提供与海内外史学精英同堂切磋和学习的机会,从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张兰代表承办单位发言。她介绍天力公司是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绝版山水为依托,以大庸国历史、土家文化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为资源,以创办大湘西记忆博物馆为载体,以挖掘、保护、传承、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当代,惠及后世为目标,提供动静结合、内外并重、互融互通、和谐流畅的精神文化大餐,构筑文博旅游新地标。对中国史记研究会将张家界大湘西记忆博览馆作为研究基地感到十分荣幸,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借助文化旅游建设热潮发挥应有作用,唤起更多的人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增辉张家界,添彩大湘西,并为《史记》学术研究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张大可代表主办单位中国史记研究会发言。他说,大家怀着对张家界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的深情向往,怀着对旅行家司马迁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的无限崇敬,从海内外聚集而来,共同研讨大家共同关注的学术议题,对东道主的科学有序安排和隆重盛情接待,提供安全舒适的学术交流环境,表示衷心的感谢!张家界不仅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多年来,当地的专家学者,一直从事本土历史文化的保护、挖掘和传承、研究,此次盛会必将载入《史记》研究与张家界文化研究的史册。他介绍了这次论坛收集的论文已编入《史记论丛》第十四集(以下简称“《论丛》”),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与张家界专家学者共同向大会奉献的一份厚礼(稍后专门阐述)。中国史记研究会企盼大家携起手来,深入挖掘《史记》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扎实丰厚的学术成果,展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

  接着,举行授牌和赠书仪式。丁波代表中国史记研究会向张家界天力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赠送《史记文献通览》一书;张家界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书法家田坤生代表天力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中国史记研究会赠送书法作品,内容是:“司马遗书中华政史三千载,草根待考盘古开天一万年”;张大可代表中国史记研究会授予大湘西记忆博览馆“中国史记研究会研究基地”铜牌。

  最后,刘绍建代表张家界市委、市政府讲话。他对这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次论坛是《史记》研究助推旅游产业加快发展的一次盛举,张家界享有世界绝版的旅游资源和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要保护好、挖掘好、研究好、运用好,要深入细致地挖掘、整理、提升,由专家、专业团队进行专业策划和设计,创造出一流的旅游文化。他要求,各位与会专家学者要站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古为今用,在潜心研究《史记》时,格外关注《史记》与旅游,着力研究历史文化与张家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让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和旅游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

  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并一同参观了张家界市大湘西记忆博览馆藏珍品展。张家界市大湘西记忆博览馆有馆藏藏品1万多件,从中精选了40多件,向与会专家学者展示,其中不少藏品为绝世珍品,非常珍贵。

  下午,代表们分为三个小组,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带着各自的论点,各抒己见,热情交流,现场气氛活跃、热烈。

  中国史记研究会召开了理事会,由丁波主持,主要是四项议程:一是由张兰介绍这次论坛活动的筹备情况;二是由丁波介绍中国史记研究会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打算;三是由张大可介绍,决定增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晓明,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马世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赵国华,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董艳茹,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报刊社总编辑高敏芳等5人为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四是决定2018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年会由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承办,浦口区委宣传部科长任欢代表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郑晓明作表态发言。

  20日上午,开展大会主题发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由李书泰、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李伟泰主持,共5位专家学者发言。

  田贵君作《历史文化研究与张家界旅游》的发言,他认为,张家界旅游需要开展历史文化研究,而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张家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如武陵山是华夏文化源流之一,夏朝最早的国都在大庸崇山一带,屈原故里在大庸屈家坊潭口,中国古历法的颛顼历产生于这里,等等。研究历史文化与将其研究成果运用到旅游开发,应当本着并列、平行、共存的原则。

  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教授杜钢建作《崇山乃夏朝第一国都》的发言。他认为,大湘西是禹王创建夏朝的根据地。禹王的父亲鲧被封在崇山,爵位为伯,称为“崇伯鲧”。禹王在崇山开启夏朝,故禹王也称为“崇禹”,有共工氏后裔四岳辅佐,疏通天下。崇山,即是今湖南省张家界地区。

  张家界市九三学社常务副主委金克剑作《四证屈原故里在大庸》的发言。他的一证是“一则迟发1500年的新闻”,认为《太平御览》引《荆州图记》,记载了屈原故里在充县,即今永定区(原大庸县)潭口村,其中说:“南北岸曰屈原之乡里。原既流放,忽然归,众人喜悦,因名南岸为‘归乡岸’。原有姊,闻原还,亦来归,贵其矫世,乡人又名其北岸曰‘秭归岸’。”二证是“‘三闾宗坊’四十八字赞诗”,其中有“三闾族籍,兰芷馨香”,三闾,即指三闾大夫屈原。三证是“藏在坟墓里的《屈氏族谱》”,找到了《屈氏族谱》的老谱、老瓜藤谱原物。四证是“让文物说话”,找到了数量可观的“国史典籍、民间口传(非遗)、历史地名”三重证据,并试图找到屈原或他的前辈、后人亲身创造的文物、实物。以“四证”来论证屈原的故里在大庸。

  河南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马宝记作《司马迁行踪路线考》的发言;云南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任群英作《司马迁文化长征与孔子周游列国》的发言(两位发言在“旅游专题”中阐述)。

  丁德科作《两千年史记学研究》的发言。他从本、注、评、著、歌、戏、传、人、台、质等10个方面,归纳总结了两千多年来以司马迁与《史记》为研究对象的“史记学”的特点和成就。本,即关于《史记》的各种版本,包括写本、刻本、全本、选本等,各种版本的兴盛与《史记》研究的深入、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注,即对《史记》文本的考证、注释与研究,古今中外学者对《史记》文本研究呈现出从文献史料研究到全本文献研究的飞跃。评,即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包括对《史记》编纂体例、实录精神、《史记》人物、文章风格等方面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著,即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论著,呈现出诠释性、辨析性、普及性、理论性等特征。歌,即传诵司马迁与《史记》的诗歌,用诗歌形式品评,在诗歌中运用《史记》典故作为比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戏,即以戏剧形式反映司马迁,传播《史记》,具有内容与形式的时代特性、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等特点。传,即以多种形式使《史记》故事、名句、人文观念广为流传颂扬,熏陶滋润人们心田。人,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学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史记》研究家与《史记》人文精神践行者两方面的特征。台,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平台,具有众多、学术、教化等特点,是司马迁人文精神与《史记》研究、传承与普及的载体。质,即司马迁精神,或曰《史记》精神,为历代研究者探索、提炼、概括,为历代仁人志士所遵循。而后,他介绍了渭南师范学院近年来的史记学研究,概括为“十个一”,即:一院,建有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一馆,建有司马迁与《史记》展览馆;一栏,《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名栏,是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项目;一网,建有中国史记研究网;一鉴,编辑出版《司马迁与史记年鉴》,已连续出版了11辑;一军,拥有一支坚持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一批,每年推出一批《史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论文、课题、著作;一坛,坚持举办《史记》研究论坛;一库,建有《史记》特色文献书库;一精神,坚持践行、弘扬以“礼义一统”为核心的司马迁精神。他表示,渭南师范学院将重视建设上述“十个一”,担负起司马迁故里高校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努力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推向深入。

  李书泰作《庸国历史光照千秋—大庸古国遍地都是炎黄文化》的发言。他主张,应当从师祖信息、古人信息、古族信息、古蛮信息、古市信息、古国信息、古帝信息、古贤信息、古城信息、古墓信息、古陵信息、古简信息、古艺信息、古乐信息、尧帝信息、天文信息、神都信息、神山信息、神岩信息、神木信息、神草信息等21个方面,加强对崇山远古文化、师祖文化、创世文化、本源文化的高度关注和深度研究。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林聪舜作《向虚构的黄石老人故事靠拢—张良从容避祸的智慧》的发言。他认为:张良与黄石老人的思想性格是互相呼应的,张良虚构了黄石老人的故事,并煞有其事地当作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来推崇宣扬,自己的行为也逐步向虚构的黄石老人靠拢。由于张良的表演逼真,与黄石老人已难分宾主,合二为一了。张良长期预先安排黄石老人的故事,用以脱离刘邦屠杀功臣的政治风险,表现了他对帝王与功臣的结构性矛盾的透彻了悟,对大局具有冷静观照的视野,能够洒脱地弃富贵功名如敝屣,而悠游于尘世之外。

  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枝富作《春秋再现  资治宝典—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综论》的发言。他认为,对于《史记》的总体评价,应当从史学、文学、国学、思想4个方面来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柢,资政之宝典”,这样才是比较完整和全面,并已将此总评吸纳到《史圣颂》,镌刻在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广场的石碑上;司马迁继承《春秋》撰著《史记》,他自比《春秋》,推重《史记》,在继承孔子笔削之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创立五体、行事褒贬、互文见义、直言实录、叙赞议论“五位一体”的方法,立体地体现出撰史以资政的深邃思想,使得《史记》更加含蕴丰厚、光彩夺目;也使得《史记》的资政思想通过“述往事,思来者”,让后之执政者领悟和发挥;也使得《史记》更有价值,真正成为“资政之宝典”。他还阐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史记》文本研究的一些总体想法(在“文本专题”中阐述)。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华宝作《应教青史留英名--点校本史记原点校者考述》的发言(在“文本专题”中阐述)。

  第一阶段是小组汇报与工作研讨,马宝记主持,徐日辉、高祯英、赵国华分别代表各小组发言,张大可详细介绍关于司马迁生年研究的有关事项(在“生年专题”中阐述)。

  第二阶段是闭幕式,由田贵君主持,田志勇、张家界天力旅游文化传谋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瑞华、任欢分别代表中国史记研究会、张家界天力旅游文化传媒公司和下届承办单位致辞。最后,在与会代表的掌声下,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代表、大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大江接过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旗帜。中国史记研究会宣布,2018年第17届年会,将在南京市浦口区举行。这次论坛在阵阵掌声中圆满落幕。

  提交这次论坛的学术论文,由张大可、张兰、唐天立、陈曦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史记论丛》第十四集,共编入论文79篇,分为8个栏目,即司马迁生年疑案研讨百年论争总结、旅行家司马迁专题研究、《史记》文本与注释研究、《史记》思想文化研究、《史记》传记人物研究、《史记》文化艺术研究、史事研究及其他、张家界历史文化专题研究。《论丛》有不少论文具有新颖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具有四大亮点,一是开展对司马迁生年疑案的深入阐释;二是开展对司马迁作为旅行家的专题研究;三是开展对《史记》文本的深度讨论;四是开展对张家界历史文化的重点探讨。全书778页,89万字,是一部比较厚重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学术专著和成果结晶,对于深入发掘《史记》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司马迁与旅游进行专题研究。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甚少,这次开展专题研讨,填补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论丛》开设了“旅游论坛—旅行家司马迁专题研究”,刊登了7篇学术论文;马宝记、任群英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大家对司马迁人文考察的行踪路线及时间、考察内容及收获,对司马迁与徐霞客人文考察的不同特色及启示等,作了深入探讨,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这其中的力作,是张大可《中国最伟大的人文考察旅行家》的论文。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从各自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旅行家有四位,即:西汉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外交旅行家张骞;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而进行人文考察的旅行家司马迁;唐朝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传播宗教文化的唐玄奘;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他从司马迁留在《史记》中的人文考察资料、司马迁人文考察的范围及时间、主旨与内容以及成就四个方面进行梳理,论述了司马迁从二十壮游起终其一生,历时39年,所历地域约当今的16个省、市、区,毕生从事文史考察,铸成《史记》丰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司马迁的人文考察有二十壮游、扈从之游、奉使西征,通过游历访问,开展实地调查,取资金石、文物、图像及建筑,考察各地风物特产,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搜求诸侯史记,搜求史料,补充了存世文件的不足,丰富了知识,提高了史识;开拓历史领域,创作了特别史传。他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人文考察旅行家。

  马宝记、许盘清的《司马迁行踪路线考》,通过司马迁行踪路线的考述,重点论述司马迁二十壮游、奉使西征、扈从之游的巡行路线,绘出五幅路线图,一目了然。田志勇的《司马迁考史游记刍论》,认为《史记》不仅仅是述史,也记录了他的考史之游,是一种将历史撰述与旅游记录相结合的考史游记;不仅仅是司马迁本“君子之义”“述而不作”的理论性学术成果,也是一部实践性的学术成果,是以历史叙事为主的独特的考史游记,开创了考史游记之先河,是中国最早的完整系统的游记史学和游记文学。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兴海的《司马迁与徐霞客旅游之比较》,认为司马迁与徐霞客的考察对象、目的有所不同,而旅游都在他们的人生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完善了他们的人格,成就了他们的独立精神,实现了不同凡俗的人生;也使得中国的旅游丰富丰满起来,充盈着奋斗、拼搏、智慧的光芒。苏州科技学院教授戈春源的《司马迁、徐霞客旅游特色及启示》,认为他们在游历中都重视边疆动态政治形势,关注民生发展和风俗习尚,开辟了与人文有关的特色线路,扩大了旅游范围,发挥了旅游的教育功能。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学会会长薛引生的《古代杰出的文史旅行家司马迁》,认为司马迁以博大精深的学识,融祖国山川灵秀于《史记》,以雄肆豪放的笔触,描绘了气象万千的锦绣江山和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司马迁所从事的旅游活动,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博采轶事,以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考察型人文旅游家的典范。任群英的《也谈司马迁的文化长征与孔子的周游列国》,从孔子之游和司马迁之游的相同点、不同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其相同点是都带有鲜明实践品格的“游学”和带有明显政治取向的“壮游”;不同点是孔子之游乃求道行道,司马迁之游体现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气象;孔子是一个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其远游模式为后世的远游形态树立了原型,而司马迁之游,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和体验世界,贴近社会,贴近真实。司马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游历传统,也为后代游历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自1916年王国维进行司马迁行年研究以来,到2015年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整整讨论了一百年,可以称之为“百年疑案”或“百年论争”,主要是形成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以下简称“前145年说”)与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以下简称“前135年说”)两种说法,其中相差十年。中国史记研究会从2015年开始,启动了“终结研究”,在2016年于重庆召开的《史记》研讨会上进行了专题研讨;在这次论坛上,又进行了总结性梳理,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可予以定论。

  在《论丛》“司马迁生年疑案研讨百年论争总结”专栏中,将自2015年以来的司马迁生年研讨文章系统刊出,共6篇,是主张“前145年说”的论者对百年论争的梳理总结,其中包括转载张大可的《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评“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转载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陈曦的《李长之“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驳论》、《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之新证》、《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之新证》;这次又发表了张大可的《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作为“百年论争”的终结性文章。张大可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前135年说”进行了梳理;陈曦则对“前135年说”的几位代表人物的观点予以评议。在《论丛》“补遗”中,又刊登了四篇文章,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袁传璋的《王国维之太史公行年考立论基石发覆》、《“司马迁生年前145年论者的考据”虚妄无征论》,为回应“前145年说”论者的文章;张大可的《解读虚妄论提出的几个问题》,又对袁氏提出的观点予以回应;《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是转载张大可30多年前的一篇旧作,提供比照参考。可以说,这十篇论文代表了司马迁生年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

  张大可在这次研讨会上系统地介绍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的时代背景,阐述了论争的重大意义。这主要是:一是求历史之真,认为排比司马迁行年,是考证司马迁生年唯一正确的方法,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生年在公元前145年,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结论正确,其考证成果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王国维排除了《索隐》与《正义》两说皆误与两说皆不误的观点,认为一正一误才是正确的选择;排比行年,即通过考证,尽可能找出有关司马迁生年的资料或行年线索,然后串连起来验证依据《索隐》《正义》两说推导的两个生年假说,哪一个更加符合司马迁自述的行年轨迹,就确定哪一个是司马迁的生年,这是检验“前135年说”与“前145年说”谁是谁非的试金石。二是论争厘正了“前135年说”论者对《史记》的误读。“前135年说”论者为了编织司马迁晚生十年的论据,有意误读《史记》和《报任安书》,主要是对《报任安书》“早失二亲”的误读;对《太史公自序》“有子曰迁”以及“迁生龙门”一节中“于是”、“年十岁则诵古文”、“耕牧河山之阳”的误读,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三是论争透视了“空白说”或“大露洞说”的无据,不能成立。“空白说”是李长之的十条论据之四,赵光贤改称为“大漏洞说”。赵光贤排列了一个“司马迁行年新旧对照表”,以解读李长之“空白说”,是承袭“空白说”而煞费苦心编制的伪证伪表。四是晚生十年,砍掉了司马迁十年的青年时代。如果司马迁少了十年的青年时代,对于他个人的人生修养、思想积淀,以及《史记》的成书,都有巨大的影响,使司马迁缺失了十年伟大时代的熏陶;司马迁的十年青年时代对于完成《史记》是何等的重要!从《史记》的写作过程,也可证明司马迁晚生十年不能成立,《史记》的厚重内涵,岂能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愣头青壮年所能积淀而成?五是总括百年论争的结果,用以检验王国维、郭沫若两家之说,从行年排比与论证方法两个层面来看,都鲜明地呈现出一真一伪的对比,显示了“前135年说”论者从源到流,对《索隐》说生年的考证,方法错误,论据不立;而“前145年说”论者对《正义》说生年的考证,依王国维指引的方向,方法正确,论据充分,司马迁生年两说,只并存于“三家注”;王、郭两说一真一伪,王真郭伪,不能并存,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可以作为定论。

  总的认为,百年论争,成果来之不易。没有双方切磋,考证不会深入。辩证地看,司马迁生年的解决,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次论坛还明确,2018年在适当时候在渭南师范学院继续召开司马迁生年专题研讨会,进一步展开讨论,让双方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形成心悦诚服的结论。

  对《史记》文本的研究,是基础性、根本性的研究,历代学者无不在这方面下硬功夫,花大力气,甚至是用毕生的心血,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力作。这次论坛也将此项研究作为重点,《论丛》中收录了9篇相关论文;朱枝富、王华宝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把《史记》文本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兆琦的《史记研读随笔二十条》,展示了对《史记》细读深研的深厚学术功力。他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探究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决策;二是对某些段落的质疑与探秘发微;三是对采择世俗与谣谚传说入史的效果分析;四是讨论《史记》新校本原文的某些可商榷之处。这是他多年研究《史记》的独特心得,观点新颖,见识不凡。

  朱枝富在大会交流中,提出了将《史记》文本研究引向深入的初步想法,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强化研究:一是加强《史记》文本脱衍讹误问题的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改变“碎片式”的研究方法,解决文本研究与文本生成“两张皮”的现象,把古今在文本方面的研究精华汇集起来,系统考辨分析,从中提炼出新的研究成果,以形成更加科学的《史记》文本。二是加强《史记》文本简体规范研究,从语言学、文字学的角度对《史记》繁体字文本进行简体字文本转换的研究,系统解决《史记》文本中存在的句读问题、分段问题、文字问题、史实问题、文本编排等疑难问题,形成《史记》的简体规范文本。三是加强《史记》文本文字等译研究,采用科学的替换方法,如删繁就简、标新去异、同义替代、生冷直译等,化难为易,形成老少皆宜、通俗易懂的《史记》等字读本,加大普及的力度。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他坦言,已经配合张大可老师在以上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和思考,从十二个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即:“繁”改“简”疑难问题研究;异体字使用问题研究;通假字“去假”问题研究;异体字义同字异问题研究;古奥字词替代问题研究;疑难句式问题研究;标点符号问题研究;分段问题研究;地名古今异同问题研究;文字脱衍讹误问题研究;历史史实问题研究;编排版式问题研究。

  王华宝在大会上交流了关于点校本《史记》原点校者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的考述,还原了当年点校《史记》的历史场景,探明了三位前辈的功绩所在,指出:顾颉刚是点校本《史记》的负责人,贺次君参与了初稿整理,顾颉刚复校,聂崇岐参与了书稿复校,而宋云彬以编辑的身份对书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可能包括过录、重新点校等,并实际撰写了《出版说明》、《点校后记》,是该书的责任编辑。点校本《史记》代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平,是多年来人们学习和开展《史记》研究的最常用文本。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三人对《史记》的点校传播功不可没,“应叫青史留英名”。

  在《论丛》中,还收录了徐日辉的《史记与穆天子传载述周穆王游西域考》,认为周穆王是古代唯一一位交流于西域的帝王,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视野由内陆延伸到西方,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先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孙利政的《史记徐广注校点札记》,对修订本《史记》中25处徐广注的点校提出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研究的功底比较扎实;江苏大学文学院教师邓桂姣的《论史记处理文献材料的两种方法:引文与录文》,认为《史记》采纳了众多文献材料,引文、录文是处理文献材料的两种重要方式,一般性引文、部分录文都具有“著作权意识”的雏形。等等。